十二五装机4000千瓦 核电长远发展需考虑铀资源支撑
2012-06-19
6月5日，由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天津市科委和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共同承办的第139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我国核能发展的再研究在天津举行。此次论坛主题为“我国核能的科学发展”，主要围绕我国核能发展的战略、核电安全性、发展规模和速度、我国的铀资源支撑情况、高放废物的处置以及核电产业发展中仍存在的问题展开讨论交流。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题为《对我国核能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中指出，核电目前在我国电力中所占比例不到2%，有很大发展空间，在这个战略必争的领域，保持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十分重要。
杜祥琬表示，我国核能事业目前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核能基础研究薄弱、技术储备不足、对长远发展目标和路线图的论证还不够深入，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发展尚未协调配套、核能发展的法制建设和管理体制有待改进完善。“在坚定发展核能的同时，需强化风险意识，努力夯实各方面的基础，有一个‘百年大计、稳扎稳打’的心态和安排。”他说。
2020年装机目标供参考
据了解，此次中国工程院核能研究课题组对我国核能发展规划的建议是：在2015年装机约达4000万千瓦规划基础上，2020年我国运行装机达6000-7000万千瓦，在建约3000万千瓦。
对于进一步实现更大规模核电的目标和时间表，杜祥琬指出，有关单位和专家已经有一些定量的研究和建议，虽然存在不同的估算，但规模与时间表要和铀资源的可供性相匹配却是各方观点的共同考虑。
信息显示，目前我国在运核电机组15台，总装机1257万千瓦，在建机组26台，装机2884万千瓦。到2015年底，在建机组均建成投产，届时总装机将达到4141万千万。
“如果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开工5-6台机组，总共可开工20-24台机组，到2020年投产运行的核电装机总容量将达到6000-7000万千万。既满足国民经济对电力的需求，又满足减排的需求。”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指出了中国工程院对核电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建议。
记者在论坛现场了解到，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对2020年我国核电发展的规模、速度的观点，与上述中国工程院的提法不谋而合。此外，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在发言中表示，2020年后每年新开工机组10台左右，2030年运行装机可达1.5-2亿千瓦。到2050年，运行装机可达3-4亿千瓦，占总发电量的20%—30%。
长远发展考虑铀资源支撑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核电发展规划要与铀资源可供性相匹配。因此，发展核电的重要前提——“粮食”问题也成为讨论的重点。
据中核集团地矿事业部总工程师张金带预算，按照我国2020年投运70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的规模测算，2020年当年将消耗当量天然铀1.36万吨，2010至2020年累计消耗当量天然铀9.07万吨。按天然铀产品提前3年供货考虑，2020年当年需要提供天然铀1.67万吨，2010至2020年累计需要提供天然铀12.65万吨。
“按2020年投运70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的规模测算，目前国内已经探明铀资源量加上今后每年新探明铀资源量，完全可以保障2020年核电发展规划需要。”张金带指出。
上述仅是2020年的需求量，而到2030年和2050年，相当装机容量的核电站将需要更多的天然铀。
虽然还有很大的“挖潜”空间，但勘查程度总体较低，投入也显不足。
与会专家尤其指出，铀与油气、煤炭等矿产在沉积盆地叠置产出，而矿业权大部分被油气和煤炭占有，相当一部分铀矿无法正常勘查和开发，有资源却“无权找矿”、探明的资源却“无权开矿”的现象较为严重。对此，张金带建议，要尽快完善有关矿业权法规，制定相关政策，建立矿业权协调机制，按照资源利用最优化原则，合理确定铀矿与共生条件下的油气、煤等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开发秩序。
此外，专家建议，眼下还需要加强海外开发，争取掌控更多的海外经济可采铀资源，并适时进行天然铀战略储备。
高放废物安全处置很关键
此次研讨会上，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简称“高放废物”）的地质处置问题也引人关注。
据了解，高放废物处置库的选址要求极高，要满足避开人口稠密地区，没有地震、火山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岩石要完整且岩体或地层要足够大的体积等苛刻的条件。一个100万千万的核电站需要22亿元用于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占核电站电费总收入的1.25%。
资料显示，我国于2006年公布的《高放废物地址处置研究开发规划指南》提出，本世纪中叶建成高放废物地址处置库并支持相关研究开发。2007年通过的《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中提出，2020年前建成我国高放废物地址处置地下实验室。
经合组织核能署发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经过适当的选址和精心设计的处置库能够保证未来任何时间段内的充分安全与可靠。而且，地质处置是保证长寿命废物与人类生存环境永远隔离的唯一可行途径。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总工程师王驹介绍，各国的大量工程实践和研究表明，高放废物能够实现安全处置。
杜祥琬在核能发展战略思考的论述中指出，高放废物的分离——嬗变技术和核废物的最终处置问题需早做研究和工程技术上的准备。“高放废物的地质处置，需保持长期与生物圈隔离，避免对环境的危害。在已有工作基础上，应加强研究和部署。”
据悉，我国已经敲定了高放废物处置库的首选区，并展开了相关研究。但是，王驹指出，高放废物处置还需要严格的法规、标准；严格的管理体系、审管体系；需要严格的筹资机制和充足的经费支持；在技术上还需要长期的研发、以解决关键技术；当然，高放废物处置也离不开公众的支持。(记者朱学蕊 王海霞)
